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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到伤害的为何总是农民工鲍勃迪伦鲍勃迪伦藁城

文章来源:军志五金网  |  2019-10-14

西单工地坍塌遇难者人数已达6人,这6条活生生的、背后有着更多亲人悲伤的生命夭亡,和之前刚刚发生的矿难致123名民工殒命一样,他们的悲剧也许很快会被忘却。地下的矿井和地上的“矿井”,一起在吞噬着我们的农民工兄弟。

前天,有政协委员提出,要废除“农民工”的称谓,以显示平等人道之原则。正名固然重要,但正名更应该建立在这个人群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基础上。如果他们的生命权、健康权等权利得不到完全保障,即使将他们称为主人翁又有什么意义呢?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,在现实中,受伤的总是这些“农民工”,对这些人来说,能够安全地工作,能够及时足额地领到工资,能够平平安安回乡和家人团聚,也许比为他们正名要重要得多。

“农民工”是一个庞大的群体,保守地估计,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在一亿左右,然而他们只是沉默的大多数,他们的苦乐,他们的期盼,他们对社会的看法,常常被忽略。他们能引起社会关注的,许多是在灾难发生后或者通过极端的方式。而灾难和极端方式的频率过高,会使公众心理承受力越来越“强”,从而产生见多不怪的麻木感。

比如说安全事故,在几年前,一场两位数矿工死亡的矿难可能成为公众关注的新闻,引起人们心理的震动。

可是,一旦这种灾难接二连三发生,且死亡人数不断刷新,动辄就是三位数,小数量伤亡的安全事故可能被人们很快地遗忘。再比如,在前两年索薪未成的农民工,爬上高楼以死威胁,会引起媒体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强烈关注,从而给欠薪老板很大的压力。可是这种现象一多,已被某些人视为“跳楼秀”,一些农民工便从自伤发展为伤人。

前不久广东那个一直想做好人却最后杀死主管的阿星是这样,在宁夏打工的甘肃农民讨薪不成怒杀四人的王斌余也是这样。

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,却缺乏渠道让他们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。他们中间一些人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,采取了极端的行动,对自己、对他人、对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伤害,这固然和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,如某些人分析他们自我克制力和法律知识的欠缺,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和这个群体的长期沉默有关。长期处于沉默的弱势者,一旦爆发,很有可能采取过激方式。

公众特别是掌握话语权的人,来关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,不是对这个群体的恩赐,而是这个社会能健康运转,社会大多数成员能平安生活所必须采取的一种清醒态度。建设和谐的社会必然要求让这一亿左右的人拥有话语权,一个社会一个城市漠视某一部分人的权益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稳定。

近在眼前的西单事故让人们再次关注“农民工”,但是,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知之明,关注他们并不是也没有办法去替他们包办一切,劳动者本亦不需要同情。其他人替这个群体呼吁永远代替不了他们自己对权利的诉求。那么,我们这个社会最应该做的是给他们创造一个自我维权的机制,让这些“沉默的大多数”不再沉默,不要小瞧那些平均文化程度不高的人,他们曾经创造过令城里人刮目相看的辉煌。

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法治中国,这个庞大的群体,更应该有自我维权的智慧和能力,也更容易做到和平理智地维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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